焦點訪談｜文化抗戰凝聚成鋼鐵力量 為全民抗戰筑牢精神堡壘

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1939年，早春的延安，天寒地凍，在延水河畔，呼嘯北風中，土窯洞里，一小盆炭火，昏暗煤油燈下，34歲的作曲家冼星海正全神貫注地捕捉激情創作的焰火。整整6天6夜，他在與光未然抗日最前線長詩的思想共振下，完成了這組經典曲目《黃河大合唱》。“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這首民族交響史詩，激勵無數中華兒女，奔赴抗擊侵略的最前線，譜寫了一曲撼天動地的英雄贊歌。

1938年，詩人光未然帶領抗敵演劇隊第三隊奔赴呂梁山抗日根據地。在壺口附近東渡黃河時，這位年輕的詩人被船夫們與狂風惡浪搏斗的場景深深震撼，他感受到了中華民族血脈里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于是將所見所感凝練成長詩《黃河吟》。隨后，34歲的作曲家冼星海在延安窯洞里用6個晝夜為詩作譜曲，創作出《黃河大合唱》。

1939年春天，《黃河大合唱》在延安唱響。這首經典的民族交響史詩后來傳唱大江南北，成為抗戰中凝聚民族力量的時代戰歌，鼓舞著中華兒女團結一心、奮勇前行。

抗日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全方位戰爭。

法西斯侵略者從來不只是侵占他國領土，還要在文化、思想領域進行奴役、控制，妄圖在精神和意志上摧毀被侵略國人民，使其徹底臣服。

日本侵略者也不例外。

1932年1月29日，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這座遠東最大的出版社，在日軍野蠻轟炸中被夷為平地，幾十萬冊孤本善本古籍毀于一旦。

1937年7月30日，天津。日軍對這座歷史名城持續4個小時進行轟炸，南開大學被炸成瓦礫場。

戰爭爆發以來，中國80%的大學受到日軍轟炸。因為日本法西斯清楚地知道，一個民族只有有知識，才能屹立不倒。

文化摧毀和精神奴役滲透在各個角落，日本侵略者還要求中國民眾效忠日本天皇。語言是一個民族文化傳統的重要載體，日本侵略者推行日語教育，強制中國人學日語。

遼寧沈陽市民吳承昌：“說中國話不行，得打板子的，打棍子，軍棍。偷了精米叫經濟犯，你說錯話了叫政治犯，你沒有辦法就得說日本話。”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李樹泉：“文化侵略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達到徹底滅亡中國的目的，在文化上進行了一系列有預謀的破壞，其目的就是要斬斷中華文化的根脈，達到徹底把中國殖民化的目的。”

然而，日本侵略者顯然低估了一個歷經磨難、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有著怎樣堅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不同于軍事戰場，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戰。中國共產黨以深刻的戰略眼光和卓越的實踐智慧，創新性、系統性提出文化抗戰理論，成為文化抗戰的引領者。

1938年，全民族抗戰初期，毛澤東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要取得抗戰勝利，就必須進行“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

什么才是“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長期深入群眾、對中國社會有著深刻認知的中國共產黨人最清楚。面對當時80%以上國民沒有受過文化教育的國情，毛澤東說，“不是將政治綱領背誦給老百姓聽，這樣的背誦是沒有人聽的”，而是“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

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發表演講，提出了抗戰時期文化建設的綱領性理論，明確界定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三大特征——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為抗戰文化實踐提供了根本遵循。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進一步強調：“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解決了文藝“為誰服務”和“如何服務”的根本問題。

在文化抗戰系統理論的指導下，各抗日根據地創造性開展了許多群眾喜聞樂見、形式多樣的文化抗戰活動。

在沂蒙山區，群眾把“識字牌”釘在各個勞作場所，邊喂豬、燒火邊認字。在晉綏邊區的教室，孩子們的算術題是計算“八路軍殲敵數量、日偽軍的投降數量”。陜北說書藝人用三弦彈唱革命故事，婦女們邊紡線邊學唱抗日歌曲。晉察冀邊區的土坯墻上，用鍋灰寫著“寧做戰死鬼，不當亡國奴”的標語。

正是用這些最樸素的方式，從1938年到1945年間，根據地群眾的平均識字率有了大幅提升，政治動員從“沒人聽”變成了“搶著學”，為抗戰打下堅實的群眾基礎。

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副院長何虎生：“共產黨是兩手抓，一手抓槍，一手抓筆。拿筆，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政治優勢，要把我們的思想、主張宣傳出去；第二個拿筆，要駁斥那些錯誤的反動的觀點；第三個最重要的還是要喚醒民眾，用文學藝術以及其他文藝方式來調動全國人民抗戰的決心和為抗戰而奮斗的行動。”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呈現了一幅讓人震撼的圖景。全國各地的文藝工作者跨越封鎖線與戰火，奔赴而來，匯聚到抗日根據地。抗日根據地以其堅定的革命信念和蓬勃的文化活力，成為文藝工作者的精神燈塔。這其中，有來自上海亭子間的作家，有北平校園的詩人，還有海外歸來的音樂家，他們與抗戰軍民一起戰斗，創作出大量反映抗戰、貼近群眾的文藝作品。

歌劇《白毛女》反映了“舊社會逼人為鬼，新社會救鬼成人”的斗爭主題。演出時常有農民和戰士被深深觸動，痛哭失聲。劇中《北風吹》《扎紅頭繩》等唱段被廣為傳唱，成為抗戰的精神符號。

1943年，日軍的瘋狂掃蕩使根據地軍民生活非常艱難。此時，西北戰地服務團的牧虹和盧肅正在晉察冀邊區農村參加戰斗，他們意識到，只有全民族各種力量團結起來，形成鋼鐵般的力量，才能無堅不摧。于是，兩人合作，共同創作了《團結就是力量》這首歌曲。歌曲簡短有力，很快傳遍抗日前線和全國，成為鼓舞民眾的戰斗口號。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郝棟：“根據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把我們的抗戰理念、抗戰精神，通過和人民群眾緊密結合的作品傳播到大眾中去，也通過文化作品引起了共鳴，凝聚起了抗日戰爭強大的主心骨和主心力。”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組織下，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身體力行，扎根到基層演出宣傳，各根據地普遍建立了由群眾參加的劇團、歌詠隊、宣傳隊等文藝團體，也正是通過一場場文藝演出、一場場文化宣傳，動員了眾多的人民群眾參軍抗日。

郝棟：“在晉察冀革命根據地，97%的民眾對抗日戰爭相關政治術語和政治概念有了初步的感性認識，并且在不斷長期斗爭中加深認識。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在文化戰線做了很多工作，一方面讓群眾受到了教育、受到了鼓舞；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在推動文化戰線過程中，把斗爭的戰略和策略相結合。背后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過程中，不斷成熟、不斷發展，不斷把自己的文化創造力、文化引領力、文化戰斗力轉化為全民族抗戰勝利的動力。”

在文化抗戰中，輿論宣傳同樣是戰斗的鋼刀、點燃的火炬。

“本報的使命就是動員人民起來抗戰，發表一切有益于抗戰的言論”。1939年1月1日，《大眾日報》在沂蒙山區創刊。

從此，油墨浸透著硝煙，《大眾日報》一篇篇社論和文章，成為打擊敵人的一發發炮彈。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從延安清涼山發出第一聲電波。從此，全國各地都可以直接收聽到中國共產黨的聲音，有力指導和配合了全國的抗日戰爭。

位于延安的清涼山，也被稱為抗戰時期的新聞山。新華通訊社、解放日報社、中央印刷廠等新聞機構匯聚在此。從電波傳播到鉛字印刷，形成了完整的抗戰宣傳體系，抗戰的聲音從這里傳遍全國。這是宣傳抗戰的精神堡壘，也是中國革命新聞史上的奇跡。

何虎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領導文化抗戰，文化抗戰包括新聞出版、教育運動、識字運動、文藝出品的創作等等，這些東西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文化抗戰的大格局，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時期文化抗戰的主導性作用。不僅是軍事抗戰領域的中流砥柱，也是文化抗戰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