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鮮報｜民族危亡之際，“科技脊梁”巍然屹立

十四年抗戰歲月，四萬萬中華兒女勠力同心，苦難深重的民族在絕境中奮起。這之中有一群人，埋首書卷間，他們是鉆研真理的學者；走出實驗室，他們是胸懷信仰的戰士。

吳運鐸、茅以升、湯飛凡、竺可楨……從研制槍炮到護佑生命，從保障民生到傳承學脈，廣大知識分子挺起時代的脊梁，為這場偉大勝利注入了不可磨滅的科學力量。他們將個人理想融入民族大義，成為跨越時空的精神坐標。

他們手握科技“利器”奔赴戰場

兵器工業集團西北機電工程研究所內，首任所長吳運鐸的雕像前，總有人駐足凝望。穿過彌漫硝煙，他“把一切獻給黨”的誓言，仍在叩擊著瞻仰者的心靈。

“拿槍和修槍、造槍都是革命的需要。”1938年參加新四軍后，吳運鐸從一名普通工人成長為手拿銼刀、鉆頭的革命戰士。

在淮南抗日根據地擔任子彈廠廠長時，吳運鐸(中)與戰友們在一起。（圖源：兵器工業集團）

敵人一次次包圍、掃蕩，就抬著機器打游擊；缺鋼、銅等原材料，就想方設法自制土原料、土設備……一窮二白之中，吳運鐸帶領軍工人研制出各式炮彈地雷，讓新四軍從“奪敵械”邁入“自造械”的時代。

為了研制殺敵利器，3次重傷在吳運鐸身上留下了百余處傷口和數十塊彈片。在一次修復炮彈時，他遭遇雷管爆炸重傷昏迷十幾天，醒來后硬是掙扎著重返工廠：“只要我活著一天，我一定為黨為人民工作一天。”

民族危亡關頭，一大批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以科學創造為武器，義無反顧投身抗戰的洪流。他們中，有人服務戰場捍衛國土山河，有人為國計民生筑起堅固堡壘。

冶金專家陸達毅然從德國回國，在太行山上“土洋結合”創新工藝，打開了根據地大批量生產炮彈的路子；

無線電專家羅沛霖放棄優厚條件奔赴延安，收集收音機、手電筒里的干電池，用豬油代替潤滑油、燒酒代替酒精、杜梨木當絕緣材料，造出八路軍自己的通信電臺；

農學家沈驪英堅持在田間育種，她培育出的雜交麥種，使當地貧苦農民在戰亂時代糧食增產……

夏末傍晚的錢塘江大橋，夕陽給來往穿梭的車輛、騎行散步的游人鍍上一層金色；橋墩上斑駁的彈痕，藏進了光影之中。

抗戰時期，橋梁專家茅以升與侵略者的鐵蹄賽跑，克服80多個重大難題，用兩年半時間建成了錢塘江大橋。這座戰時的生命通道，轉移100多萬軍民，搶運出的物資價值遠超造橋成本。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杭州危在旦夕。為阻止日軍進攻，茅以升揮淚炸毀了僅建成89天的大橋，留下八字誓言：“抗戰必勝，此橋必復！”

1946年，茅以升帶著拼死守護的14箱建橋資料，回到劫后的杭州重修大橋。1953年，錢塘江大橋恢復通車，服役至今。

一座座礦廠開工、一口口油井運轉、一塊塊鹽田豐產……廣大科技工作者在戰火中建造起“科技長城”，為山河存續和抗戰勝利積蓄力量。

他們救死扶傷筑起生命防線

戰火紛飛的年代，醫療資源極度匱乏。至暗時刻，一批醫學科學家以繃帶為盾牌、以手術刀為武器，在戰火中守護生命、傳遞希望。

“中國部隊所能到的地方，中國紅十字會救護人員也應該能到！”這是時任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總隊長、生理學家林可勝冒著空襲炮火發出的強音。

國難當頭，各方面愛國人士紛紛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出身新加坡華僑家庭的林可勝就是其中一員。

林可勝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總隊長。（圖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抗日戰爭中的中國科學家”主題展）

1938年初，林可勝在武漢漢口組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救護總隊隨后輾轉長沙、祁陽，直到遷至貴陽市郊圖云關。

一邊培訓醫護、推防疫計劃、組流動醫療隊救前線士兵，一邊奔走募資、開辦藥械工廠……林可勝建立起中國當時最具規模的戰地救護體系，培訓了超1.5萬名醫護人員，先后派遣100多個救護隊分赴各戰區，極大阻止了戰斗減員。

抗戰期間，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共進行外科手術20余萬臺，敷藥900萬人次，預防接種463萬人次。

一個個生命重煥活力，一支支隊伍恢復戰力，不屈的民族在血與火中頑強生長。

“眼看要做亡國奴，研究出再好的東西又有什么用？”抗戰爆發后，已在沙眼病原研究上頗有建樹的微生物學家湯飛凡中斷既有研究，毅然走出實驗室，加入前線醫療隊。

淞滬會戰中，他在離火線僅幾百米的救護站連續工作二十多天，炮火多次轟炸，也未曾后退。

正在做實驗的湯飛凡。（圖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抗日戰爭中的中國科學家”主題展）

1941年，青霉素問世的消息轟動全球，但這種“神藥”對中國而言卻遙不可及——菌株昂貴、技術封鎖、戰時運輸幾乎斷絕。

湯飛凡下定決心：研制中國自己的青霉素！彼時，他已隨中央防疫處輾轉至昆明郊外，實驗條件極其簡陋。沒有儀器，自己動手做；沒有原料，發動全員“尋霉”。最后，竟在一只舊皮鞋上找到了可用的青霉菌株。

經過復雜提純，成本低廉、療效顯著的國產青霉素終于誕生，為后來的醫學研究和國民健康打下基礎。

抗日戰場上的“心外第一刀”張超昧，為抗戰救護事業多方奔走的顏福慶，培養出一批戰地醫護骨干的殷希彭……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白衣戰士以科學精神和醫學信仰，筑起一道不屈的生命防線。

他們在戰火中傳承科學火種

貴州湄潭縣文廟內的浙大西遷歷史陳列館里，泛黃的地圖和信件、銹跡斑斑的儀器，無聲地講述著一段崢嶸歲月。

抗日戰爭爆發后，大片國土淪陷，浙江大學被迫西遷。時任校長竺可楨率領師生，歷時兩年多，穿越六省，最終定址遵義、湄潭。

“大學教育之目的，在于養成一國之領導人才……”山河破碎的年代里，教育的使命從未被忘卻。

昏黃的油燈下，蘇步青在微分幾何研究方面取得重要進展；破舊的唐家祠堂里，談家楨搭起實驗室，發現遺傳學上著名的“鑲嵌顯性現象”……遵義、湄潭七年辦學，浙大師生在廟宇祠堂中授課、做實驗，誕生了大量重要科研成果。

浙大不是孤例。抗戰時期，眾多科學家在烽火硝煙中，守護著科學火種。

同濟大學歷經六次遷校，輾轉九省，最終落腳四川李莊。艱難歲月里，生物學家童第周與妻子葉毓芬舉債買下一臺舊顯微鏡，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堅持實驗和研究。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童第周完成了震動國際胚胎學界的發現。

科學的火種，不僅在實驗室里燃燒，也在更廣闊的天地間播撒。

地質學家黃汲清深入西部開展地質調查，他提出的陸相生油論，為日后我國石油勘探提供了理論基礎；

身患殘疾的科普作家高士其以筆為槍，用通俗生動的科學小品傳播防疫知識、激發民眾抗戰意識……

高士其在延安。（圖源：中國科學家博物館“抗日戰爭中的中國科學家”主題展）

如今，湄潭文廟依舊肅穆，但它所見證的早已不再是流亡與困頓。浙江大學與湄潭縣合作共建的茶葉研究院，正將昔日的科學火種化為鄉村振興的蓬勃動力。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他們以科學護山河的擔當、同民族共命運的風骨，化作不朽的精神火種，點亮歷史，映照未來。

策劃：陳芳

記者：溫競華、顧天成、徐鵬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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